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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慧英:与前辈精神同行

2018-02-20来源:人民政协报 A- A+

“做的事情越多,视野越大,经历越丰富,越能感受到来自前辈的那股精神力量。”严慧英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践行”。

◆严慧英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九三学社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严慧英的爷爷,是严济慈——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奠基者之一,同时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过,小时候的严慧英并不知道,自己有个“不一样的爷爷”。

她眼里的自己,就是一个从江西到了四川又到了北京,一口南昌口音花了很久时间才融入环境的“丑小鸭”,一个在理工科家庭包围下成长起来偏偏“爱读小说”的小女孩儿,一个到了国外用力生活奋力打拼的留学生……人生似乎并无受惠于他那个事事要求严格的爷爷。

也是在很久以后,严慧英才明白,什么是爷爷的“不同”,什么是经历的宝贵,什么是前辈留下的财富……

“严肃得很”的爷爷

小时候,严慧英觉得,生活对自己并不是很公平。

1964年,严慧英出生40多天,母亲胡立生就把她放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父母要到四川支边,无法照看两个孩子,他们只能先带上大两岁的哥哥。

姥姥待人温和有礼,事事为人着想,严慧英至今认为,“有很多对人生的理解都来自她”。但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终究无法取代。然而,一直等到7岁,严慧英才终于有机会,去往成都上学,与父母一同生活。

时值“文革”,小小的严慧英尚未在与父母的相处中尝到甜蜜的滋味,几个月后,父亲严双光就在一场劫难中,“突然没有了”———那时候,她甚至还没有习惯管爸爸叫“爸爸”。

父亲去世后,严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开始和爷爷严济慈、奶奶张宗英一起生活的日子。在北京站口北边一个院子里,度过漫长又短暂的少年时光。

当时的爷爷奶奶已经过古稀之年。看到过世儿子留下的一双儿女,心中的伤痛就像一块不时被翻起的疮疤,隐隐作痛。刚到北京的严慧英,还经常会看到奶奶一个人坐着,暗自垂泪。

“但毕竟年纪比较小,有些事并不真的理解。”严慧英就在爷爷奶奶身边,带着说不出的心事,一点点长大……回想起与爷爷相处的过往点滴,严慧英感受最强烈的,就是“爷爷对于品德习性的严格要求”。

当时爷爷家有一部电话,严慧英和哥哥都会主动去接。有时候接过后就直接挂掉了,爷爷看在眼里,总会皱起眉头:电话机旁边有纸和笔,一定要把来电人的信息记下来,及时跟爷爷奶奶说明情况,以免有漏接。当时的严慧英尚觉得“这不是多大事儿”,爷爷却是“严肃得很”。

家里来客人,爷爷也定会要求严慧英和哥哥,“自己去开门!”不管是后来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显赫的李政道、杨振宁,还是送信的邮差,爷爷都是一样的要求:送客人时要把人送到门口,认认真真说“再见”。

“大家围坐一桌吃饭时,爷爷一定要等大家都坐好,才能一起动筷,小孩子饿急了也不行,而且只能吃眼前的那道菜,如果想吃远处的菜,那就把盘子换过来。”

甚至放学路上捎带买面条,被多找了几分钱。爷爷奶奶也会要求严慧英再走回一大截路,把钱退回给店家……后来长大,严慧英才明白,爷爷奶奶这些严厉的要求背后,是对于“定要尊重别人”的坚持。

严厉之余,也有来自爷爷奶奶的脉脉温情。

“爷爷五点多就会起床,为我们做早饭。”“爷爷奶奶那时候年纪大了,已经不怎么吃肉了。但我爱吃馄饨,爷爷就每周都煮两三次,陪我一起吃。”“看我手冻肿成小萝卜,奶奶把从前在法国留学时候的礼服翻出来,做成了保暖手套。”……

也是在长大之后,严慧英才意识到,在少年的烦恼忧愁之外,拥有过一段最温暖的时光。那个“会在冬天的早晨戴着一个瓜皮帽,在院子里劈柴敲煤块”的古板爷爷,一直在用心陪伴和养育着她。

“科学之光”严济慈

在爷爷家会客厅最显著的地方,有一幅他的铅笔素描像,严慧英7岁到爷爷家看到时,纸张已经泛黄,笔触依然清晰可辨。她也是后来才知道,画像下面那一行法文小字的意思:“致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徐悲鸿”。

那是1927年从法国大学理学院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的邮船上,徐悲鸿为严济慈所画。而那行题字,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和他的字号(字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能成为祖国的“科学之光”,照亮当时黑暗中国的心愿。

徐悲鸿的心愿,也是严济慈的希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正代表中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他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北平的暴行。在接受法国《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发言一时间传遍五湖四海。

随后,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推荐下,严济慈和中共领导人吴玉章、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联络,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7年从法国回来后,无法再回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平,严济慈便取道越南河内到达昆明,暂时放下自己的科学研究,主持筹建了北平研究院驻昆明办事处。

在昆明,为适应战时需要,严济慈带领研究所的人员,投入军需用品的研制工作。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他自己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还制造出500台1500倍显微镜……物理所几乎成了一座兵工厂。这段时间,他还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后来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严慧英曾听奶奶说起,“新中国成立那天,爷爷欢欣得像个孩子。”经历抗战10年辗转、专业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心想,终于可以有一间安静的实验室,开始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了。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严济慈的一番谈话,却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郭沫若希望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同他一道,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搞好中国科学工作者第一大组织的管理工作。

严济慈起先是拒绝的,他太渴望回到实验室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但是郭沫若“假如能够使千万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这句话,最终还是触动了严济慈。他答应了。

严济慈知道,为使科学研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有许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除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制定发展科学的蓝图,需要从事科学管理的人。

1958年6月,中央同意中国科学院创办科技大学的请求,严济慈此时已年近花甲,但他全力投入学校创建。上世纪80年代初,已过耄耋之年的他,还与李政道合作,举办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并担任招考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后来,对照爷爷的“事业年表”,严慧英才知道,当年她爷爷和他的朋友们,那些聊不完的话题,艰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她还记得,当时茅以升家与爷爷家相隔一条马路,“茅老来家里跟爷爷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结束时爷爷会送他过马路,结果聊着聊着茅老又送爷爷回来了,有时来来回回好几次,话题还没结束。”

他们的话题指向,正是严济慈毕生的探寻与追索———“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作为科学工作者,就要用毕生的精力,将科学的种子深耕中国土地,用科技之光给中国大地带来光明和希望!”

岁月奔流,严慧英也切身感受到,科技发展带给一个国家的自信自立自强,爷爷留在她儿时、年轻时代的印记,也越发让她对严济慈这一代开拓我国科技事业的爱国科学工作者充满敬爱。

与爷爷“并肩”九三学社

因为爷爷的熏陶,严家成员一个接一个奔着理工科学术殿堂而去。1984年,历史学家周谷城还特意给了严家一个封号:“小科学院”。他还为严济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赞美严家对于科学强烈的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

不过,虽然慢慢长大的严慧英能体会到爷爷对科学无与伦比的爱,却始终无法融入,“比起学习理工科,我好像更爱读小说。”

发现了这一点后,她便在“是不是做自己”这个问题里苦苦打转。读大学时候选的是理工科专业,后来去美国留学,也是理工科。但心里始终是有苦恼的,“我还是更喜欢读文学书籍,更喜欢文字和语言表达。”

虽然“爷爷这一点很宽容,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学科的要求”,但后来在美国转读完MBA,投身商海的严慧英,依然对自己的选择“不能释怀”,我是不是做了错的选择……也是在很久以后,严慧英才真正接受了这一点。“这个选择,也算是回应了爷爷‘善于实事求是’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也是严慧英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十几年后第一次独立生活。她迫切想向这个家庭、向爷爷证明:自己可以。

美国西北的蒙塔纳州,冬天足有零下40摄氏度,第一学期初到当地,口袋里一共只有300美金生活费的严慧英,只能去超市买来土豆,回到宿舍煮着吃。

“每一块面包都要自己挣”,在国内生活条件尚算不错的严慧英,不得不边读书边到处打工……而这份艰辛,也让她对家庭有了更多平和认知,“其实家里一直是温暖的。”

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已经工作数年的严慧英,毅然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了,“我的祖国,机会正多。”

回国后,除了在商业资源上努力架起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严慧英心里最大的事,就是加入九三学社——1948年,严济慈加入九三学社,此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爷爷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九三学社也寄托着爷爷“科技报国”的心。“从感情上,始终很贴近。”

严慧英心里想的还有,即便没有从事科研工作,但可以从九三学社这个方向切入,为国家发展、民生福祉,尽一点力。

不过,严慧英没想到,加入九三学社的过程,颇为漫长和曲折。从1999年开始,严慧英每年都递申请,却年年都石沉大海,她还曾去到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咨询、请求,依然没有下文。直到2004年,通过欧美同学会的“迂回”,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九三学社北京市东城区支社的一员。

加入九三学社后,严慧英渐渐养成了坚持写作、总结建议的习惯。这个写东西的过程,也让严慧英慢慢感觉“进一步了解了社会、自己责任感比较重了”。2006年,听到九三学社王选关怀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后,严慧英几乎是不假思索,捐赠了基金成立以来的第一笔款项。她带着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及2万元人民币来到九三学社中央。信中说,“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的普通成员,很高兴有机会可以为本学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了不起的九三人”

加入九三学社后,严慧英对于国内社会生态的了解越来越深,视野越来越宽广,“朋友圈”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她认识了一众“了不起的九三人”。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爷爷参与创办的这一民主党派里,有这么多真诚纯粹、有力量的成员。”

严慧英在成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参加一次会议,与同为“九三人”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吴明分住同一房间。“前一天睡觉时,吴教授还没有回来,第二天醒来时,就看到她把毛巾搭在台灯上,正认真批改学生的论文。”吴明对于教学科研的热诚,对于他人的关照,让严慧英至今想起来,仍非常感动。

同样让她触动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盲人教授杨佳。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九三学社成员,严慧英与杨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次,一位摄影师朋友在国家图书馆办摄影展览,邀请了严慧英。严慧英在跟杨佳的电话中,顺口就邀请了杨佳,“你来不来看?”

话一出口,严慧英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过,更让她惊讶的是杨佳的反应,“我去!”

那一次,严慧英就带着两个孩子,接上杨佳,一起去看了摄影展。“没想到,杨佳是全场‘看’得最全面最认真的那一个。”严慧英回想当时,杨佳认真地听每一幅作品的讲解,听摄影师讲拍照时为什么站在那个方位,为什么选取那个角度……严慧英被结结实实地打动了,她拉过两个满场跑的女儿,语重心长,“你们看,虽然杨佳阿姨看不见,但是她‘看’到的比我们都多啊!”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代一代‘九三人’的良好精神面貌,不懈的努力与追求,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严慧英骄傲能身在这个群体,也更想通过这个群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后来,这些“九三朋友”,也如愿成为各自在社会议题上最得力的伙伴,一同调研、建言、追踪,为社会事务鼓与呼。

公共场所禁烟、关注尘肺病患者等提案和建议中,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其中,对尘肺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关注和建言,也正是他们花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

2013年,偶然参加了一次关于尘肺病研讨会后,严慧英被这些尘肺病患者的痛苦遭遇触动了,决定加入为尘肺病患者奔走呼喊的行列。后来,严慧英积极组织协调,与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杨佳、侯露等一起,到昌平和房山的医院,对尘肺病患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与医院相关负责人沟通,完整了解尘肺病人的病情、状态、治疗方案等等。后来,她们也把调研所得充分用了起来,“到全国政协大平台建言!”

2016年两会前夕,九三学社联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善举基金等社会公益组织,组织召开推动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议案”“提案”座谈会,并在当年的两会上,积极发声。至此,在九三学社,对尘肺病的关注,真正从“个人”升级成了“组织”。

这个过程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也加入了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的群体,参与调研和讨论,提交相关提案,致力提升尘肺病患者群体的生命质量,也为他们的家庭分忧。去年底,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履新,第一次工作交流中,严慧英即向他汇报了他们在推动尘肺病患者问题解决中所做的工作,武维华主席也及时反馈,要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纳入九三学社精准扶贫活动中,积极推动尘肺病患者家庭扶贫……“九三人”的行动力,“九三人”的社会责任感,让严慧英感慨、感动。

以专业的科学精神建言

几年前认识尘肺病后,严慧英的生活就跟这个群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不仅是能连续数年调研、写报告、总结,到更大平台上鼓与呼。严慧英还成为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的一员,不仅自己加入,还拉上自己的女儿做志愿者,关心每一个尘肺病患者的命运,努力帮助解决尘肺病患者的困扰,还资助了不少尘肺病家庭的孩子……

让严慧英欣慰的,不仅是大家的努力改善了尘肺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关怀的传递”。她高兴地看到一些尘肺病患者获得继续积极生活的信心,更高兴他们后来主动加入公益组织成为志愿者,再去感同身受地关心别的患者……

就在不久前,严慧英还收获了一次来自尘肺病患者的意外感动。一个她帮助和资助过的尘肺病患者,写了首小诗,看得严慧英泪流满面,“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你用你的温柔和善良,守候着我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的感谢,不是我去做这件事的目的,但却是我获得的最好报偿。”严慧英说自己没总结梳理过,却也不得不承认,人生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判断和决定,都离不开家庭,离不开爷爷的影响,不论是读书、留学、归国、加入九三、做慈善……甚至作为政协委员的态度和方式,都有爷爷说话做事的影子。

做一切事情都必须尊重事实,坚持讲真话,就是严济慈的原则。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会,曾请严济慈去发言。他没有去,“‘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北平,我当时在南京,不能代表知识分子讲话。”

在政协,严慧英也将这一特点及时“发扬光大”。

“不提不痛不痒的建议,问题要跟专业群体确认是真问题,建议要咨询专业人士是真建议。”已做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的每一件提案都是负责任精心打磨的结果,只要问题真建议实,她并不太介意是否会触碰到相关利益群体的“蛋糕”。治理水污染、确保食品安全、明确电影分级制度,改进政协提案工作方式等等,都是科学求证后提出的客观建议。

2018年全国两会在即,对于严慧英来说,除了一如既往关注尘肺病群体之外,她还在酝酿关于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建议,“在这方面的教育,我们还很有提升空间,要让孩子们真正学会独立思考,提升公共事务的参与感、社会责任感。”

潜移默化中,真诚做人、踏实做事、尊重科学、尊重他人,以科学精神做事讲话……也都成了严慧英的信条。“做的事情越多,视野越大,经历越丰富,越能感受到来自前辈的那股精神力量。”严慧英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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